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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哲人

          是睁着一只眼睛做梦,怀着爱心和乐观的讽刺打量生活,带着慈悲的宽容去挖苦现实的人,是不时从生活的美梦中醒来,然后又继续瞌睡,在睡梦中活着多过醒来在现实中活着,并在俗世中掺入幻世种种的人。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审视着周遭太多徒劳的挣扎和自身的挣扎,但又并不在意这现实并不想去克服它。他们不曾幻灭,因为他们不曾幻想。他们不曾失望,因为他们不曾过高期望。从这点看,他们的思想是无拘无束的。
       我在对中国文学和哲学进行一番调查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基础上的“超世”者。从这种”超世“衍生一种大的智慧,这种大的智慧使他们能带着包容的讽刺度日并摆脱名利的诱惑。这种大智慧还催生了他们向往自由,向往淡泊之心,淡泊万物并引以为荣的自豪感。一个人只有在炼出淡泊无束的心境后才能一步步达到生活的极乐之境。
     
           这是我很喜欢的林语堂先生《生活的艺术》中《走进生活》的一小段话。原文是英语的,我没有特意看过中文版本。林先生当年是想要郁达夫翻译的,他觉得只有郁达夫能理解他的意思,但郁达夫因为各种事情耽误了。于是失去了一个杰出的译作。依二人的功力,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惊天动地文学作品。目前比较权威的据说是郁达夫儿子的译本。
           我自己翻译过这个序,我小心翼翼地写完,父亲扫了一眼,淡淡地说:”你这不叫翻译,你这叫单词对应。林语堂的东西是要用有文言的白话翻译的。“当时听了顿时脑子一轰,遂再不敢翻译任何林语堂的东西。后来在书店看到一个中文版,译者也不是很有名,我看我翻译的那一段,感觉也不比我好哪里去。
            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灵深处一个我没有察觉的地方突然共鸣起来。也许这是因为,无论我学多少外语,我的灵魂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中国的哲人们,象庄子,大概就是我想成为的样子,孩子般的天真,上帝般的宽阔。译以自勉,反复玩味。

    读博马舍《戏剧二种》(1)

        读吴达元先生50年代翻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博马舍戏剧二种》,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序曲,心中感慨万千,再次震慑于人类智慧的伟大。

           书是在祖父的书柜中翻出的,最初让我感动的倒不是博马舍的文章,却是译者吴达元先生的1962年为该书写的序。吴先生和傅雷先生都是早年留学学法语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国第一部法语语法和欧洲文学史便是吴先生主编的,解放前还是政府的官方法语同声翻译,论资历和能力绝不逊于傅雷先生。吴先生在序中详细客观地介绍了这位著名的法国文学家、革命家。在祖父买回这本书时还要小心翼翼在扉页上注明“博马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家”的时代,吴先生公正评判了了博氏,并深刻挖掘了其作品的内容及风格的形成,从宏观微观多角度赏析了其作品。全书没有一句“毛主席万岁”“为工农兵读者服务”的献媚之词,只有大气而严谨的学者风范,读起来颇有今日三联书店的书的感觉。

    论翻译,我个人认为吴先生的水平可能要超越傅雷先生的。《戏剧二种》人物之间斗智斗勇,对话中处处双关。《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这“二种”皆是“戏剧”剧本,舞台语言格外要求直白生动。主人公费加罗是一个足智多谋乐观幽默的人,他的语言充满了机智和哲理。而这些都在吴先生精彩的翻译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全书没有一句话是带着拗口的“翻译腔”(这一点是我读傅雷先生的书所难接受的)。比如他在翻译巴斯勒的一段关于谣言的文字:

    “首先放出小小的谣言,好象暴风雨先的飞燕在地面过,以‘最弱音’偶偶哝哝,传送出去,然后那些毒辣的言辞就随风飘荡到处飞扬,这时谣言便从某一个人的嘴里,用‘弱音’巧妙地进另外一个人的耳朵。至此祸根就种下了。谣言成长起来,蠕蠕而动,徐徐前进,以“加强音”从一个嘴传到另一个嘴,它的气焰便不可收拾。于是,忽然间,不知怎么样,您可以看见谣言站起来,呼啸,膨胀,一转眼的工夫就变得庞大无比。它向前挺进,振翼而飞,盘旋,环绕,断断续续,摇摇摆摆,,忽而象爆炸,忽而象雷鸣;终于,侥天之幸,成为普遍的呼声,成为公开的‘逐渐加强音’,憎恨和毁灭的大合唱。这样的谣言谁抵抗得了?”

    多么精彩的描写!多么灵巧的翻译!如果不是吴先生这样的大师,怎么可能活用如此生动的动词,将这段话翻译的如此趣味横生!

    费加罗、伯爵、霸尔多洛(没有用“巴”而用“霸”,一看名字就可以猜到这个人的个性)的形象栩栩如生,读书就 如同置身剧场观戏,看一群金发碧眼的洋人操一口地道的京片子你来我往。

    当时读序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样搞学问的人,肯定要在文革中遭到批判的。果不其然,吴先生在文革期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甲状腺癌复发并扩散,于19763月不幸逝世。吴先生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疾病十分乐观,在检查出癌症时,不仅积极化疗,还常常向病友介绍自己与病魔斗争的经历,鼓励他们。命运还是没有放过他。

    祖父说,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我想起那句话,“可笑的永远是历史。”

    想起了另一个生性乐观但也没有被命运放过的跟博马舍相关的人,就是莫扎特。他合乎吴先生都是用另一种语言诠释了博马舍的伟大作品,诠释了自己心中的美好。大概因为相同的旗帜他们在博马舍这一点上教会,然后都走得格外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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